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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澎湃新闻】对话两院院士王越:教授不能只做科研不教书育人

供稿: 澎湃新闻 编辑: 吴楠
(2019-06-11) 阅读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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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标题:对话两院院士王越:教授不能只做科研不教书育人

原文链接: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3644429

  4月底的一个清晨,阳光打在澳门银河官网信息科学实验楼的玻璃窗上,折射回耀眼的光圈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越身着黑色棉夹克,内套浅蓝薄衬衫,在实验楼的办公室里与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记者如约相见。

  “您头发几乎还全黑!”“哈哈,有点儿白的,基本还是黑的。”这位4月初刚过完87岁生日的老人依然精神奕奕。

  从9点到近12点,两个多小时的采访没有间断,他从爱因斯坦谈到罗素,从老子的“道者反之用”聊到信息的安全与对抗,从回忆早年的北理工改革谈到如今的破“五唯”人才评价。席间拿起水杯抱在怀里,却忘记喝下一口,话语连珠。

  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,面前这位时而递出笑声的老先生是中国的34位两院院士之一,雷达与通信领域的专家。在百废待兴的年代,他参加了中国军用信息技术从白手起家到蓬勃发展,其间在中国第一台火控雷达301系统等军事电子系统试制、生产、使用中作为一名骨干技术人员,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、全国科学大会奖等科技殊荣。

  他还是原澳门银河官网校长、一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93年,王越先生离开中国兵器工业第二○六研究所来到北理工,率先申请在学校武器类专业中增设“信息对抗技术”专业,并亲自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。

  三尺讲台,26载,直至耄耋之年。前不久,他刚刚获得“首都教育新闻人物奖”,获奖词写道,其科研上助力国防事业、讲台上坚持教书育人。

  载誉颇丰,他敞亮简单的办公室里却难寻一张奖章或一座奖杯。

  有学生说,王越先生的课“不但是一门专业课,更是一场人生讲座”。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,王越院士常常引经据典,他中西汇通,会用最简单直白的话和最形象的例子把生涩的问题讲出来, 

  “我给你举个例子”、“我再给你举个例子”……他总是用这样的句子抹平疑惑,极其耐心。

  2018年,院士退休制度开始分批实行,工作了半个世纪,王越似乎终于可以享受自己的“退休生活”。

  “您还打算工作多久?”

  “教书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。身体撑得住,就一直教下去,我也有得益于师生共进。”王越先生又乐呵呵地说道。

  【对话两院院士王越】

  “教授只做科研不讲课,这不符合大学及教师培养人才根本性任务”

  澎湃新闻:您最近在忙什么?还在给学生上课吗?

  王越:有。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都带着的。本科生一个星期上一次,从晚上6点半开始,三节连堂中间不休息,为了学生们可以晚上早点下课。

  我只上专业基础课,打牢基础很关键。现在变化很快的都是技术应用层面,重要学科的基础理论发展变化较慢,但是很重要,也比较难学,它的内容是深层次的,规律发挥作用带有深层次隐蔽性和科技严格性。

  教课之外,我和信息领域里的几个院士合作想在《中国科学》出一期中文专刊,有关信息安全领域的新进展和成果,进行交流讨论。现在人们都爱看外国期刊, 中国科学我们也得支持和发展,而且外国期刊也有它不高明的地方,如一些老旧的概念还没有及时更新,新原理结合应用发展严重脱节落后。

  澎湃新闻:为什么您还在坚持上课?现在我们看到一些“教授远离讲台”的现象。

  王越:应该没有不讲课的教授。中国前一阵子有些教授只做科研不讲课,这根本不对。做科研拉项目,有一些经济效益,甚至他的团队中间也有一些好处,但教师的职责是立德树人,让学生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工作创新能力,老师不能过分注重个人利益。

  而且教书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,比如博士生做论文,遇到困难,你支持他,帮助化解矛盾完成论文,他就很高兴。而且学生们反过来也会关心支持你。今年年初我爱人突然去世,告别仪式只有一个小时,有的学生还专门乘飞机回来参加,表达对我的关心!

  澎湃新闻:我们了解到,您是1993年从中国兵器工业第二○六研究所转到北理工任校长,至此开始了教育生涯。当时是怎样的契机?

  王越:1993年已经开始有211工程,北理工历年来都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,主管部委希望北理能争取进入211行列,当时学校主要领导换届,就把我从所里调过来当校长,希望我能整合全校力量为争取进入211建设而努力,当时跟我谈话,只给我三天时间考虑,我认为进入211工程项目对国家、对北理工都是好事应努力争取,就同意调动。

  澎湃新闻: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对的人群和要处理的事情都不一样,您上任后做了哪些改革?

  王越:进校后,我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整合全校,不把方向找准就是瞎忙活。一开始底下传出说我要带班子来学校,我上来第一句话跟全体教师说,我没有这意愿,各人在岗位上继续工作。第二句话就是,我们要全力地准备,要争取我校进入211建设项目,这是大方向。

  当时还有说法,大学要为经济服务,大学办成公司企业的风气很重。大学是要为经济服务,但是更主要的是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基地,搞企业挣点钱对一个大学几百年持续发展,这是次要的问题。最重要问题是素质,做人,对国家为社会有所作为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

  那时候,学院(系)办公司亏了推给学校,赢利给自己(包括“乱担保”),法院就找我(我是法人代表),因此我就明确宣布,各学院各系办的公司,我一律不支持,制止了“乱办公司”风!

  澎湃新闻:除了任校长整体管理学校,您还给学生在学校兵器类专业中开设“信息对抗技术”专业,给学生上课。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设新专业给学生?

  王越:1996、1997年开始准备建“信息对抗技术”专业,教育部批下来是1998年,之后就可以招本科生了,同时也包括研究生。

  那时候之所以在兵器类专业中开设这个专业,还因为国家规定很明确,国防现代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国防现代化。国家的发展是工业信息化,带动工业化。部队的建设是以信息化带动部队的现代化。所以“信息化”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。我们就申请了信息安全的专业。在全国兵器类开设这个专业,我们学校是第一个。 

  澎湃新闻:作为率先开此专业的学校,您怎么把较为晦涩复杂的“信息对抗技术”给学生们讲清楚讲明白?

  王越:问题越复杂越能激起学生的好奇心,好奇心是学生想深层次学习的动力。另外,复杂的问题往往有高层次的美,它有技术、科学、精确表达的美。又比如布朗运动、波尔兹曼从微观角度提出熵的公式还有热力学概率,用几个简单的符号涵盖出事物的运动状态,概念很深刻,无处不在。我们要慢慢引导学生体会、发现这种深层次、规律性、普适性的美。

  “我以前不是个好学生”

  澎湃新闻:您出生时正值日寇侵华,当时您是怎样求学的?

  王越:1937年左右,我5岁,跟着家人从江苏到了天津。当时天津沦陷了,但仍然可以在租界里的学校上课。

  我们耀华中学的校长赵天麟(后被追认为烈士)很让人佩服,他是哈佛博士,还当过北洋大学的校长。日本想要推行奴化教育,要求学校改用“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”课本,我们赵校长坚决抵制,坚决不改。

  日本拿他没办法,就派人在他家到学校必经的路上埋伏,暗杀。全校师生强烈反对抵制“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”课本。后来,新上任的校长就顶不住了,不得不换课本,上日语课。但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不学日语,你看,上了五年日语课,日语假名都记不全!

  澎湃新闻:什么时候情况得到好转?

  王越:到1943年底,我们家开始能吃粗粮了,当时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抢着吃,我母亲说了一句话:别抢,以后你们会吃够。之后日本军队又开始挨家挨户收铜笔套等,各家只留下一口铁锅,我们就感觉到钢铜都开始紧张,日本快完蛋了。但是日本军队又控制了广播,短波给你切断了之后,就得不到大后方的信息,都不知外面世界的情况。

  好在我父亲有一个朋友,他家里的短波收音机波段没被封死。父亲由他家得知日本在太平洋、从中途岛等战役,一个个都败了。日本快败了,我们全家人振奋不已!

  因此觉得无线电真伟大,在这个困难的时候给人以希望,就对通讯这方面产生了兴趣。但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,我不是好学生,对日本压迫仇恨错误地转移到学习上。

  澎湃新闻: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好学生?

  王越:我不怎么好好听课,有一次几乎快留级了。 

  我母亲还是挺有魄力,在我15岁的时候把我一个人送到上海去求学,让在大学学习很好的表哥表姐们影响我。在走的前一天,我父亲在房间里问我母亲,所以你就要这么把他送出去?我母亲反问一句,你说有什么办法?我父亲就只好这样做了。 

  当时京浦铁路炸断了,1947年仍没修复,我从天津到上海就只能坐船。船比火车慢得多,风浪一打,船晃得厉害,几乎都晕船,这样坐了差不多四五天才到。

  澎湃新闻:独自求学对您影响很大吧?坐在船上的时候,您在想什么呢?

  王越:反正就非常想家。但经过这一次之后,我在高中就好好上完了三年。在上海的中学里,上课除了语文课,其他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历史几乎全用英文,开头基本上都听不懂,完全靠自己发奋把学习提起来。 

  “不能让学术造假泛滥”

  澎湃新闻:您曾经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,最近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,学位论文造假的问题,您怎么看?

  王越:作弊自古以来就有,但是要不断抑制,就跟贪污一样,有“贪”必“反”。今天发现一些学术不端的问题,以前可能查地不怎么严,查重查抄之类的手段不断提高,有力地支持发现处理学术不端问题,贵在养成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的社会风气。

  中国研究生的基数全世界最大,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些学生,后继力量培养起来,但是这里肯定国家有要求,有激励政策,要求越高,矛盾就会非常激烈地表现,这是正常。但是在不断地克服,不能让它泛滥阻碍发展。

  澎湃新闻:作为院士,您怎么看待在人才评价制度上,近期掀起的清除“五唯”(唯论文、唯帽子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)行动? 

  王越:我们以前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,论文基本都看SCI这个是不对的。有的专业的培养目标,不光是写论文。比如,医生光写论文,病人治不好,医患矛盾更大。我们不能光讲理论,还要看应用和实践能力。


(审核:王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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